很多人给你写传记，你自己看吗？

　　人家写的传记不对，全部是假的，我可以肯定讲一句，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。我自己不写自传。写自己的事情，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，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，那这本书就是假的。

　　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摄影 林津鹭

　　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”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，落地窗外，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。书架上的藏书，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，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，还有多种译文。

　　金庸先生乡音未改，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：“海宁地方小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我叫徐志摩、蒋复璁做表哥。陈从周是我的亲戚，我比他高一辈，他叫徐志摩做表叔。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。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，是我的表姐，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。”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，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，只对中国的潮州、福建、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，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。

　　提起围棋，金庸先生谈兴甚浓。“围棋有五得：得好友，得人和，得教训，得心悟，得天寿。”之说，他颇为欣赏。“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，请陈祖德、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。”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，多与围棋有关：“余先生喜欢下围棋，他棋艺比我好一点。他太太自称为‘围棋寡妇’，余先生老是下棋，没有时间陪她。”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，“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，好像你要娶我女儿，先下一盘棋看看。”记者闻听这种“小说家言”，笑道：“听余先生讲，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，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，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。”事后，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，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。

　　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、黄苗子、郁风的旧事，感慨郁风过世了。对书画，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，又提起启功先生：“启功来香港见我，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，他唯一教的就是：‘你绝不可以临碑帖。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，一学碑帖，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。’我说：‘启功先生，你这句话是鼓励我。我碑帖没有学，但书法极糟。’”

　　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，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。余英时、许倬云、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，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。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(David McMullen)相熟，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。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，金庸先生说：“抽烟抽惯的人，要戒很难。邓小平当年见我，也谈到这个问题：‘我年纪大了，人家劝我戒烟，我不能戒，戒了反而身体不好。’”

　　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，恍觉曾经听说“金庸口才不好”不过是一种误会，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，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。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，而是学界中人，南下香港的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观，远渡重洋的杨联陞、陈世骧、夏济安、夏志清，一一道来，如同江湖一样好玩。

　　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？

　　金庸：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，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，排名在一般教授、院士之上，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，他们说：不用念了，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。我说：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，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，念书。后来校长就同意了。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，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，就不要写了。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，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。

　　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，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，卫青、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，匈奴打不过，就撤退到西方去。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，认为匈奴是在东亚、西亚、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，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。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，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，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。我说：我不懂匈牙利文，对不起，你讲的意见我不懂。他说：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、英文了，如果你去匈牙利，我可以推荐你，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。我说：我年纪也大了，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。他说：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。

　　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，因为我到云南去，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，送了我一块地：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，我们欢迎你。我说：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，也去过几次，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。大理是很好的，西方也不大了解。不过，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，我也不懂，他说：这是藏文，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，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，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，才归附唐朝，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。我说：我也不懂藏文。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。

　　那么，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。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，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，再打皇宫。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？直接过去就可以。所以，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，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，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。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，李世民在这里埋伏，从半路杀出来，把他们打死了。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，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。教授说：有没有证据？我说：证据就是发掘出来，东宫在这儿，皇宫在这儿，过去就方便了，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。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，不但是唐朝，从唐朝、宋朝，一直到“文革”时候，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，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，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，还是假的。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、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。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，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，后来林彪发生问题，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，彭真有问题了，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

　　金庸：哪个人打败了，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，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，林彪就慢慢出现了。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，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。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：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，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。我说：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，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。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，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：这个问题蛮好的，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，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。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：《初唐皇位继承制度》(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)。得了很好的分数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？

　　金庸：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，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，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，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，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，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，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，把两个大将杀掉了。我找了很多证据，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，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，把弟弟杀掉了，而且他占有军队，连父亲也不敢动他。

　　我的导师也同意。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，从唐太宗开始，到宋元明清，都是所谓“枪杆里出政权”，哪个人兵权在手，就是哪个人做皇帝。我要在这上面发挥。我的导师就说：你这个意见蛮好的，可以写，尽量找点历史根据。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，外国人写论文，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，完全没有根据，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。我说：好吧，我会找根据。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，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，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，哪个会打仗，就传给哪个。中国是不讲宪法，讲兵权，外国也讲兵权，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？

　　金庸：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，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，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，地位比校长还要高。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，要研究中国历史，在香港也可以，在北京也可以，在西安也可以。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，已经退休了，他要等我两年，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？

　　金庸：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。在剑桥大学，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，我太太说：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，汽车也不大守规矩。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，坐的士就很贵，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，也是她陪我去的。后来，我去一次，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你过了80岁，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？

　　金庸：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，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，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，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？

　　金庸：我到剑桥，目的不是拿学位。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，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，不大分汉族、满族，大家互相团结、互相帮助。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。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，我们汉族办得不好，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听说你小说封笔后，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，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，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？

　　金庸：我研究历史越多，就越觉得困难了，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。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，现在过世了，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，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，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，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。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，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，一起发展。还有一个怪圈，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，是不对的，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。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：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，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。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，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。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，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，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。

　　金庸：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，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。当时年纪轻，还不知道这样难，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，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，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，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，你到西安看看、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，不应该照朝代来写，而是照文化来写。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。

　　金庸：像明代最后，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，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，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，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，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？

　　金庸：明代历史比较懂，明代、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有人考据说，《笑傲江湖》就是发生在明代的。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，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。

　　金庸：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，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。我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最早写到宋朝，宋朝还可以，唐朝的人坐在地下，喝的酒、茶跟现在不一样。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，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，所以我不写，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。

　　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

　　时代周报：我听说你对《资治通鉴》读得非常熟。

　　金庸：因为那时候《资治通鉴》比较好看，容易看，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，看《资治通鉴》像看故事一样，我觉得文笔好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有人说，你也把《资治通鉴》运用到《明报》的领导上来。

　　金庸：办《明报》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。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：“查先生，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。”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。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，明天就炒他鱿鱼了，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。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，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，告诉英国政府，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许倬云先生讲，新闻是短历史，历史是长新闻。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？

　　金庸：英国报人史各特(C.P.Scott)讲：“事实不可歪曲，评论大可自由。”(Comment is free，but the facts are sacred)事实很重要，不能够歪曲，港督讲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事情，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，这个事实不能歪曲，但是评论可以自由。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。这一点是我们办《明报》必要的信条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从《大公报》出来，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《明报》，重要的缘故是什么？

　　金庸：我在《大公报》工作时，《大公报》还是独立、自由的，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。我考进去，当然是希望讲真话，后来到了大跃进，开始讲假话，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。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，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，我讲这是假的，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后来《明报》还跟《大公报》打过笔战？

　　金庸：他们(文革左派)要来打《明报》，《明报》就退让，不跟它真正打。他们打到《明报》门口，工人就把铅熔化了，放在楼上：你们过来，我们就倒下来。他们也不敢过来了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1966年创办《明报月刊》时，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。

　　金庸：《明报月刊》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，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。《明报》就是跟“文化大革命”对着干。我说过办《明报》是拼了性命做事。幸亏最后没有死，那是运气好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，就认为《明报月刊》的风格想办成“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”、“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”。

　　金庸：对，那是很公正，凭良心讲话。到《明报月刊》四十年时，我还是讲：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，准备给打死的，结果没有打死，还好。他们觉得我很勇敢，我说在香港做事情，勇敢一点也不奇怪。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，勇敢才了不起。香港这个环境中，要勇敢很容易的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？

　　金庸：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，写小说是玩玩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怎么不把自己在《明报》的社评集成集子？

　　金庸：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，我出一本《金庸散文集》，很简单的，我访问胡耀邦、邓小平，这些在国内的《参考消息》都发表过的，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、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？

　　金庸：我跟他们都是《大公报》同事，后来办《新晚报》。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罗孚常常见面的。梁羽生现在澳洲，生病生得很厉害，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。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，我去看过他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？

　　金庸：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，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，我在演讲的时候，有些同学就问我：你在香港办《明报》很出名，办得很成功，而且人家要杀掉你，你也不怕，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，应该取什么态度？我跟学生讲：你们要做好人，不要做坏人，这是唯一的标准，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，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，是准备把性命牺牲，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。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，牺牲报纸事业，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，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。如果做坏人的话，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，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，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，宁愿做坏人的话，不一定做新闻工作，什么坏人都可以做。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，老是欺压老百姓，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，违背良心，这是不可以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，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？

　　金庸：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。中国好的，我就讲好，毛泽东讲大话，我就揭穿他的大话。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，好人就讲他好的，坏人就讲他坏的。社会上有这种人，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。